近日，美国参议院推翻了美国劳工部于2022年11月出台的关于允许养老金在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的规定，理由是认为考虑ESG因素会损害养老金回报。如果白宫希望继续推动劳工部的规定，则美国总统拜登必须行使否决权，这将会是拜登首次行使否决权。
这把最近两年全球市场关于ESG投资的争议又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去年五月，马斯特炮轰ESG，把ESG推上了财经头条，引发关于ESG有效性和ESG评级方法的广泛讨论。与去年争议相比，此次争议已经大不同：带有鲜明的党争特征。多数民主党人支持ESG和劳工部新规，而多数共和党人则持反对态度。过去一年，美国佛罗里达州、得克萨斯州都采取了“敌对”ESG的行动：佛州禁止州养老金在投资策略中考虑ESG因素，得州则禁止一些采纳ESG的投资机构与州政府及地方企业签订合同。这些州都在共和党控制之下。美国前副总统迈克·彭斯更是在《华尔街日报》撰文，直接要求共和党人效仿这些做法。
这些反ESG的做法开始时是有其经济动因的。他们认为ESG主张去化石能源，不利于这些州的经济。但演变至今，反ESG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党争化。以养老金投资为例，从国际实践和数据分析看，ESG的长期稳健特征与养老金的跨代期限特征是匹配的。几年前，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（PRI）发起了一项政策倡导，核心主张就是认为资产管理机构在投资中纳入ESG考虑才可以更好履行对资产所有者（受益者）的受托责任（Fiduciary Duty）。这一点也逐步成为很多大型养老金的共识，GPIF等三大养老金还在2020年发布联合声明倡导ESG投资。因此，禁止养老金在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，还拿这个来否定ESG，似乎并非那么明智。更何况，美国劳工部的新规也只是“允许ESG”，而非“强制ESG”，但即便如此温和的提法，共和党也忍不住跳出来反对，实在有点反应“过激”了。
美国ESG学者Robert Eccles教授在媒体上连发数篇文章抨击这一现象。他将之称为“ESG文化战争（ESG Culture Wars）”，呼吁不要因为两党之争将ESG裹挟其中。在他看来，ESG既非右翼所担心的那样，也非左翼所希望的那样；人们应该回归ESG的本源，即帮助公司识别具有长期实质性的风险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。他还举例说，比照埃克森美孚的10-K年报内容，里面可以找到可持续会计准则理事会（SASB，目前已并入ISSB）所要求披露的实质性风险因素。这说明，ESG的因素本身就是投资者所关注的，反ESG者打着为投资者利益着想的旗号来反ESG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英国《经济学人》也在冷眼旁观美国这场ESG之争。在3月2日刊发的文章中，《经济学人》对反ESG提出了疑问。文章说，因为ESG已很普及，反ESG的成本也不低，投资者可能会因此面临资产管理费率上升、投资收益下降的问题。譬如，在印第安纳州，反ESG法案被弱化了，因为若法案实施可能会减少合格管理人的数量，导致1.2%的年化收益率的损失。
说到这里，我愈发觉得这次美国ESG之争有点无厘头了。去年马斯特的炮轰好歹有点技术含量，今年的这次争议多少有点先有立场再找论据。有人说，一旦ESG沦为两党挣选票的工具，就不会真有人去关心ESG本身。我有同感。
美国这场争论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？目前还很难说，估计要持续到美国总统选战。或许，ESG会变成美国总统竞选的关键辩题！
业内人士也很关注美国的ESG之争会不会波及世界其他市场？目前来看，没有迹象表明其他市场受到波及。欧洲没有，甚至连加拿大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欧洲市场，这样的ESG争论是缺乏市场共识的。打个比方，美国前任总统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只会刺痛欧洲国家，而不会有欧洲国家仿效。
更深一层说，美国ESG之争和欧洲ESG之争不同。全世界反ESG的立论，从类型上分，大体有三种。一是“漂绿论”，即认同ESG价值，但认为现在ESG已经过热，资产参差不齐，容易出现鱼目混珠的情况，要加强监管；二是“无效论”，即认为ESG并非增量信息，无益投资，或者虽然ESG有价值，但衡量ESG太难，无法应用；三是“有害论”，即认为ESG不仅无益，而且有害，会破坏投资者回报、危及养老金的安全。目前，欧洲ESG之争主要是第一种，而美国ESG之争主要是第三种，二者有着本质差异，切莫混为一谈。
（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郭沛源说ESG）
